这个传说仅用寥寥数语，就把一个草莽英雄惺惺惜惺惺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关于此事的真伪，笔者无从考查，但确信在历代帝王之中，朱元璋与刘邦“相似”。因为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从秦始皇到清逊帝，大约有两百多位皇帝，其中刘邦与朱元璋都是布衣出身，又都参加了农民起义军，成为统领一支农民军的将领；他们在推翻或瓦解了封建王朝后，又都在群雄逐鹿中，以弱胜强，赢得最终胜利，成就帝业；而且他们建立的新王朝都很强盛，都在较长的时间里雄踞于世界的东方。
中国自古就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代表地主利益的封建统治者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致使农民不断举行起义，以反抗封建统治，总计大小有数百次。至于在农民起义中能够统帅一支人马的将领，其数量就更仆难数。
中国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命运有三种：一种是直接被封建王朝镇压下去，像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再一种是农民起义推翻或瓦解了旧王朝，却被乘机而起的贵族军阀建立的新王朝镇压下去，像新莽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在推翻新莽后被贵族军阀刘秀建立的东汉王朝所镇压；第三种是农民起义推翻或瓦解了旧王朝，农民军将领蜕化为新王朝的皇帝，像参加秦末农民起义的刘邦和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的朱元璋。总起来看，无论农民起义命运如何，政权最终还是落到封建统治者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起义摆脱不了必然失败的结局。但是，从个人事业上说，刘邦和朱元璋，从农民军将领蜕变为封建帝王，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观察朱元璋与刘邦相似的问题，从封建帝王的视角看，其概率不足百分之一；从农民军将领的视角看，其概率比百分之一还要低很多。那么，找出它们最根本的相似之处，并探究这个相似之处在成就他们个人事业上所起的主要作用，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笔者认为，朱元璋与刘邦最根本的相似之处是积极延揽知识分子，并且知人善任，能够让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充分发挥才智，为其成就帝业服务。
《史记·高祖本纪》上说，刘邦起义初期，“将兵略地陈留郊”，就时常向人打听陈留城有那些贤人豪俊。秦始皇焚书坑儒，曾为秦吏的刘邦本不好儒。陈留儒士郦生“入谒，沛公（刘邦）方倨牀使两女子洗足”。郦生批评他：“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刘邦马上“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最终郦生成为刘邦身边一位重要谋士，“常为说客，驰使诸侯”。
朱元璋在1356年攻克集庆后，宣布：“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明太祖实录》卷四）。夏煜、孙炎等十几位儒士前来求见，全被录用。此后命将出征，经常要求将领在攻取的地方，寻访、推荐名儒硕士。勇将胡大海攻下处州前后，向朱元璋推荐宋濂、刘基、章溢、叶琛四位名儒。朱元璋立即派宣使樊观赉币往聘。当四位名儒来到应天，朱元璋热情接待他们，明确表示：“我为天下屈四先生”（《明史·章溢传》）。随后建礼贤馆，专用于收录儒士。
能够礼贤下士，使刘邦身边聚集了萧何、张良、韩信、陈平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使朱元璋身边聚集了冯国用、李善长、刘基、宋濂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那么，无论是刘邦还是朱元璋，在他们成就帝业过程中，这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究竟起了那些重要作用呢？
笔者以为，这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所起的重要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资助政治。这首先表现在他们帮助主公树立政治目标上，其次表现在他们帮助主公制定方针政策上。
刘邦也好，朱元璋也好，在他们参加农民起义初期，并没有取代旧王朝，建立新王朝，成就帝业的政治目标。成就帝业的政治目标，是在他们有了一定的实力之后，由身边“胸中经国皆远谋”的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建立起来的。
大泽乡起义前夕，泗水亭长刘邦奉命押送民工去骊山服役。途中，不断有民工逃亡，刘邦想，这样下去，到骊山无法交差。他索性放走所有民工，为逃避秦朝的惩罚，隐藏在芒、砀山泽之中。陈胜起义后，沛县县吏萧何、曹参等人杀掉县令，派樊哙接回刘邦，请刘邦当沛县首领，响应陈胜。刘邦谦让地说：“如今天下大乱，诸侯并起，如果推举的领袖不好，一旦失败，大家就要肝脑涂地，我能力薄弱，恐怕不能完成父老乡亲的愿望，请大家另选高明吧。”可是大家坚决推举他，经过数次推让，刘邦最终当了沛公。这说明，刘邦响应陈胜起义，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寻找一条活路，当时并没有取代秦朝的想法。刘邦本是贪酒好色之徒。他率领农民军最先入咸阳，一进秦宫，立刻被宫女财宝所吸引，现出原形，“意欲留居之”。樊哙问刘邦：“沛公欲有天下耶？将欲为富家翁耶？”刘邦回答：“吾欲有天下。”樊哙说：“今臣从入秦宫，所观宫室帷帐珠玉重宝钟鼓之饰，奇物不可胜极，入其后宫，美人妇女以千数，此皆秦以亡天下也。愿沛公急还霸上，无留宫中。”刘邦不听。这个时候，刘邦虽然嘴上说“吾欲有天下”，实际上被奢华生活所迷惑，胸中根本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在这个节骨眼上，张良劝说刘邦：“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纣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刘邦幡然悔悟，还军霸上，开始树立扫荡群雄，统一天下的政治目标。按民间传说，樊哙劝谏刘邦是张良安排的，这恐怕不无道理。
朱元璋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从小给地主放过牛，要过饭。为了活命，舍身为僧，在於皇寺当行童，每天打扫佛堂，做饭洗衣，侍候长老。不久长老派他外出云游化缘。后来，乱兵焚毁於皇寺。朱元璋丧失依靠，为活命投奔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朱元璋当上皇帝，与臣下谈心，回忆往事，说：“曩四方纷乱，朕与卿等图生而已，渡江以来……始有救民之心。”他承认，自己参加红巾起义是为活命，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政治目标。郭子兴的队伍属北方红巾军系统，受刘福通节制。1355年二月，北方红巾军首领刘福通迎韩林儿称帝，号小明王，都亳州，定国号宋，建元龙凤。三月，郭子兴病卒，朱元璋代领其部。宋小明王授朱元璋为左副元帅。所谓“渡江以来”，是指1355年六月，朱元璋率部渡江，夺取采石、太平，进攻集庆至次年三月占领集庆，改称应天府。适应天命，顺从人心，是历来新封建王朝创建者的习惯用语。这一改称透露出朱元璋开始树立了扫荡群雄，一统天下的政治目标，即他所说的“始有救民之心”。
那么，朱元璋的“救民之心”，从无到有是怎么树立起来的呢？这要从朱元璋渡江前一年，略定远说起。在定远，朱元璋招降了不少地主武装。结寨自保的冯国用和国胜兄弟率部归附朱元璋。冯氏兄弟“喜读书，通兵法。”冯国用穿儒服求见朱元璋，献策说：“金陵（元称集庆路）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非常高兴，将他留置幕府，用为参谋。接着，朱元璋进军滁州，路上，“习法家言”的李善长迎候在道边求见。朱元璋问他：“四方战斗，何时定乎？”他回答：“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他建议朱元璋效法刘邦，统一天下。朱元璋听罢，点头称善，任命他为掌书记。冯国用和李善长对朱元璋树立政治目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朱元璋率部渡江，夺采石，取太平，攻集庆，就是实施冯国用为他设计的政治蓝图。这支部队在郭子兴时代纪律败坏，再加上长期缺粮挨饿，所以夺取采石后，见粮就抢，见牛就拉。朱元璋采纳李善长效法刘邦的建议，召集徐达等亲信将领说：“今举军渡江，幸而克捷，当乘胜径取太平。若听诸军取财物以归，再举必难，江东非我有，大事去矣！”在进攻太平前，他密令孛善长制订不许掳掠的禁令，制成告示。大军一攻入太平，李善长带人到处粘贴告示，有人犯禁，立刻斩首示众。民心顿时安定下来。太平路富户陈迪捐献一批金银财帛。朱元璋下令“分给诸将士”。这些做法，立竿见影，迅速赢得民心。太平路耆儒举人陶安等率领地方父老，出城迎接朱元璋。朱元璋问陶安：“吾欲取金陵，足下以为如何？”陶安说：“金陵，古帝王之都，龙蟠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取而有之，据其形胜，出兵以临四方，则何向不克！”朱元璋大悦，留置幕府，“礼遇甚厚”。随后，朱元璋开仓济贫，进一步争取民心。1356年三月，朱元璋攻占集庆。冯国用为其设计的政治蓝图第一步已经实现，扫荡群雄，一统天下的政治目标，就油然而生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份子能够帮助主公树立政治目标呢？因为这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份子能够把天时、地利、人和诸种因素综合起来加以分析，从而准确地把握全国的形势及其走向，制订正确的应对策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上述冯国用、李善长和陶安等人言论的共性上感悟到。
那时候，刘福通指挥北方红巾军与元军鏖战中原，为南方红巾军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先是徐寿辉在蕲州起义，组建红巾军。不久，徐寿辉在蕲水称帝，建国号宋，后改天完，于1356年迁都于汉阳。后是张士诚在泰州起义，相继攻泰州，高邮。1354年正月，张士诚在高邮称诚王，建国号大周。
1355年六月，朱元璋采纳冯国用的意见，率兵渡长江，开始营建江南根据地，可以说是天赐良机正当时。它一方面使朱元璋的部队脱离北方军事斗争的旋涡，避免了可能遭受重创甚至覆灭的危险，另一方面借助南北红巾军对元军的牵制，攻打孤立无援的集庆元军，这是难得的机会。
集庆，战国时称金陵，秦时称秣陵。《太平御览》卷156引《吴录》：“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叹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这就是成语“龙蟠虎踞”的出处。它形象地描绘出集庆在地理上的有利地势，是成就帝业的理想根据地。这对于饱读经史的儒士来说是常识。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一切军政大权都掌握在蒙古人手中，汉族知识分子只能在有限的情况下参与政治管理，民族歧视的政策，断绝了他们“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政治出路。在抑郁愤懑的情境中，汉族知识份子许多人采取不与元朝统治者合作，甚至敌对的态度。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大多数避居江南。正像陈高《不系舟渔集》卷11《送吴起元之金陵序》所说：“金陵当大江以东，古称佳丽地，至今为士大夫渊薮，……是故世之怀蓄知能，思自奋者，不之京师，则之金陵。”所以，朱元璋攻占集庆后，得到一批儒士。
冯国用建议朱元璋夺取金陵是带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一招妙棋。正是这招妙棋的成功，让朱元璋树立起扫荡群雄，一统天下，成就帝业的政治目标。
树立起扫荡群雄，一统天下，成就帝业的政治目标之后，还必须围绕这一政治目标适时地制订出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和策略，确保胜利。而在这方面，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更显突出。
《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听从“樊哙、张良谏，乃封秦至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
这是张良等为刘邦精心准备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宣言。它首先针对“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的社会现实，直截了当地宣布废除秦朝的严刑峻法，并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作为暂时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依据。同时，这个宣言还是告诉关中父老，“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这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吾当王关中”，所以我宣布的政策有权威性；另一层是倘若诸侯不让我当关中王，那是诸侯违约，正义属吾。然后宣布：“所有官吏和百姓照常就业。我到关中，是要替父老除害，不是来侵害你们，不要害怕。我回军霸上，是等待各路诸侯到来，制定大家共同遵守的法纪。”
这个政治宣言，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政策上解除了关中百姓的痛苦，赢得了民心。关中父老“唯恐沛公不为秦王”。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它奠定了刘邦争夺天下的胜利基础。
反观项羽，他率兵西进，“屠烧咸阳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项羽派人向怀王报告了关中的情况。怀王坚持“如约”，让刘邦当秦王。项羽以“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为由，“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项羽的行为在诸侯中失掉信义，在百姓中失掉希望，这就决定了他必然失败的命运。
正是在熟悉历史的元末知识分子冯国用、李善长、陶安等人的启发下，朱元璋打出“顺天应人而行吊伐”，“拨乱安民救天下”的旗号（《明史纪事本末》卷一），注意以汉高祖刘邦为榜样，来制定政策，谋划方针。
刘福通率红巾军在颍州起义后，“群雄并起，惟子女玉帛，荼毒生灵”（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那时候，红巾军攻破城池，掳掠财物，抢劫妇女，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起初朱元璋率领的起义军也不例外。朱元璋接受冯国用南渡长江，攻占集庆的建议，为了解决部队过江后的粮饷供给问题，发布命令：“凡入敌境，所从稍粮。若攻城而彼抗拒，任从将士捡刮，所为己物；若降，即令安民，一无所取”（《国初事迹》）。所谓“稍粮”是一种向老百姓征粮的制度。所谓“捡刮”，就是抄掠。将士们渡江攻入采石后，见粮食就抢，见牲口就拉，都想饱掠一顿，载回和州根据地享用。朱元璋看透将士的心思，认识到不改变掳掠的作风，难成大事。于是接受李善长的意见，决定整顿军纪。攻占太平，禁止掳掠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深得民心。所以朱元璋召太平耆儒陶安语时事，陶安说：“方今四方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然其志皆子女玉帛，取快一时，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他向朱元璋献策：“反群雄之志，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国初事迹》）朱元璋欣然接受这“三不”政策，随后大力加强军队建设。此后安金陵、取镇江、迭克诸郡，朱元璋都“禁辑士卒，不许剽掠，务以安辑为心”（《明太祖实录》卷十六）。如将士们攻占婺州，朱元璋一入城就下令禁止剽掠，亲随知印黄某拿走百姓财物，“即斩以徇”。接着召集诸将，告诫说：“仁义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虽须武力，而安民必以仁义。吾师比入建康，秋毫无犯，故一克而定。今新克婺州，民始获苏，政当抚恤，使人民乐于归附，则彼未下郡县，亦必闻风而归”（《明太祖实录》卷六）。“三不”政策的实行，在朱元璋统一天下的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正像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仁声义闻，所到降附，省攻城之力大半”（《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六）。
总之，政治目标的确定和与之相配的一系列政策的制订，为确保刘邦和朱元璋扫荡群雄，统一天下，成就帝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而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儒士在这方面显示了突出的、首要的作用。
第二，襄赞军事。秦末和元末出现群雄逐鹿的局面，究竟鹿死谁手，只有通过军事斗争来解决。因此，襄赞军事成为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又一大有作为的用武之地。这首先表现在他们帮助主公制定战略上，其次表现在他们帮助主公谋划战术上。
韩信是楚汉战争时期的风云人物。提起韩信，人们往往认为他是能征善战的武将，常常忽略他的游士出身。游士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战国晚期犹盛，至秦汉逐渐归于“士大夫”。孟尝君门下的食客冯驩是战国时的著名游士。《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缑。”《集解》说：“蒯”，“茅之类，可以为绳。” “缑”，“谓把剑之处”。“言其剑把无物可装饰，以小绳缠之也。”贫困潦倒的冯驩为什么还要珍惜一把十分简陋的剑呢？因为古代中国贵族才能佩剑。士为低级贵族，居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的权利，也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故谓之“国士”。所以，佩剑是身份的象征。《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好带刀剑”，“始为布衣时，贫无行，尝从人寄食，人多厌之。尝就南昌亭长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竟绝去。”布衣时的韩信，佩剑寄食，情况与冯驩相似；萧何月下追韩信，归来向刘邦举荐韩信，称其“国士无双”。可见韩信跟冯驩一样，也是游士，属于知识分子之列。刘邦采纳萧何的建议，设场拜韩信为大将。礼毕，韩信郑重地回答了刘邦的咨询，这就是记载于《史记·淮阴侯列传》堪与《隆中对》媲美的《汉中对》。
那时候，项羽自称“西楚霸王”，独领九郡之地，兵多将广，权柄在手，政由己出，是全国的实际统治者。再看刘邦，偏居西偶，地仅一郡，兵只三万，且人思东归，逃亡日炽。面临如此形势，刘邦徒有逐鹿雄心，却一筹莫展。
在《汉中对》中，韩信对楚汉相争的形势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判断和预测。他首先指出敌强我弱这个基本现实，然后说明项羽嫉贤妒能，不任贤将，刚愎自用；背约弃义，分封不公，导致“诸侯不平”；尤其诛杀无度，残酷暴虐，失掉民心。所以，他虽名义上称霸天下，实际上不得人心，只是貌似强大而已。跟项羽比，刘邦在军事上处于绝对劣势，但在政治上拥有相当优势。遵照“诸侯之约”，刘邦本该称王关中，却被项羽恃力放逐汉中，诸侯大多同情刘邦。特别是刘邦入关，废除秦朝苛法，秋毫无犯，约法三章，甚得民心，在政治上树立了威望和信誉。这些政治上的优势是项羽所不具备的。韩信从不利的局势中发现了有利的因素，找到了化被动为主动的途径，预见到刘邦由弱变强，夺取天下的乐观前景，为汉军集团指明了奋斗方向——“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勇武，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这是发挥主动性，完成强弱态势转化的关键。
抓住这个关键，韩信为刘邦制定了具体的战略方针——“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徼而定”。这个战略主攻方向的选择十分正确。当时刘邦是汉中王，拥有汉中、巴蜀之地，沃野千里，物产丰饶，关隘四布，形势险要。这样的地理环境固然利守，却不利攻，因为它毕竟偏处西偶，难以对中原施加影响，何况逐鹿中原呢？当时，供刘邦向外发展选择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北上出陈仓，挥师东进占领关中，还定三秦，逐鹿中原；另一个是南下巴蜀，顺长江水路而东，入故楚之地，攻击项羽。两相比较，走长江水路，必须建造舟船，训练水师，既耗财费力，又耽搁时日；出陈仓陆路，既节财省力，又容易把握战机。前者只在理论上有威慑价值，而后者却在实战有运用意义。韩信的选择无疑是明智的。
选对战略主攻方向之后，还有解决如何把握战略进攻时机问题。公元前206年五月，田荣因没有被封为王怨恨项羽，率先发难叛楚。六月，田荣自立为齐王。随后，陈余响应田荣。七月，在陈余鼓动下，盘踞在巨野泽一带的彭越，率兵万余进入楚境，攻城略地。一时之间，西楚霸王项羽后院起火，无暇西顾汉王。韩信意识到实施战略进攻的时机已到。然而，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同时，将关中地区一分为三，分别立秦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监视刘邦，阻止汉军北上东进。这是刘邦的一块心病，此病不除，汉王实在难下东进命令。对此心知肚明的韩信告诉刘邦：这三位秦降将为虎作伥，协助项羽“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而“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刘邦闻此，心情豁然开朗。韩信又针对汉军皆“思东归”的心理状态，巧妙利用，变坏事为好事，认为此时是实施战略进攻的绝佳时机，从而及时地向刘邦提出乘隙东进的计划。
八月，刘邦率兵东出陈仓，占领关中，还定三秦，迅速地实现了韩信为其制定的战略目标，赢得与项羽争夺天下的资本。
再看朱元璋，龙凤六年（1360）春，江左名士刘基应聘来到应天。那时候，朱元璋已攻占浙东大部分地区，江南根据地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可是，形势并不乐观，因为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两者的实力都比朱元璋大，所以朱元璋处于东西夹击的险境中。如何对付和剿灭张士诚和陈友谅是令朱元璋犯难的当务之急，他向刘基请教。《明史·刘基列传》记载，刘基建议朱元璋先打陈友谅，后灭张士诚，说：“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游，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定也。”
刘基这个鞭辟入里、要言不烦的分析，避免了朱元璋两线战斗的劳苦和危险。先图陈友谅，再除张士诚，然后北伐中原，一统天下的三部曲，不仅是对付陈友谅和张士诚的局部战略方针，而且是夺取天下的全局战略方针。从1360年陈友谅进攻应天起，经过四年战斗，朱元璋灭掉陈友谅。1365年十月，朱元璋又发动消灭张士诚的战争，到1367年九月灭掉张士诚。十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军北伐。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明。八月，明军占领大都，取代元朝。历史的进程证明，刘基为朱元璋设计的战略方针是英明的。
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它必须依据战争的性质与敌我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因素，预见战争的进程，规定对战争力量的准备和运用。这种洞察全局形势，把握战事走向的能力，只有少数怀真才实学的顶级知识分子具备。
制定出英明的战略之后，还要谋划巧妙的战术，以保证战略的落实。在这方面，那些怀真才实学的顶级知识分子同样大显神通。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是韩信谋划一个千古传诵的经典战术。在刘邦首肯了东进战略后，韩信公开出现在抢修栈道的现场，借此麻痹把守咸阳关口的雍王章邯，暗地指挥部队迅速攻占雍梁之冲──陈仓，成功地揭开了东进的序幕。
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约张士诚一起进攻应天，想一举消灭朱元璋。当时，陈友谅尽有江西、湖广之地，地盘比朱元璋大得多，舟师十倍于朱元璋。应天文武将官惊慌失措。“献计者或谋以城降，或谓钟山有王气，欲奔据之”，“或谋先复太平，以牵制贼势”，惟独刘基一语不发。朱元璋不赞成这些议论，把刘基请入密室问计。《明史·刘基列传》记载：“（刘）基奋曰：‘主降及奔者，可斩也’。太祖曰：‘先生计安出？’基曰：“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后举者胜，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举矣。”此刻，刘基瞅准陈友谅骄兵必败的死穴，为朱元璋谋划了诱敌深入、以逸待劳、设伏邀击、后发制人这一系列战术，结果，“太祖用其策，诱友谅至，大破之。”
秦末和元末那些顶级的知识分子分别给刘邦和朱元璋制定了英明的战略，谋划了巧妙的战术，为刘邦和朱元璋成就帝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同时也为中国军事史写下了许多精彩篇章。纵观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几乎都是北方统一南方，唯独一次南方统一北方，就是明朝的建立。这里人的因素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明史·刘基列传》说：朱元璋灭陈友谅，取张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略如基谋”。难怪朱元璋把刘基比作刘邦的谋士张良，“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
第三，应对突变。无论是在谲诈多端的政治舞台上还是军事战场上，风云突变，必须当机立断的事件时常发生。应对突变是否得当往往关系全局的胜败。俗话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公元前203年，楚汉相争进入相持阶段。韩信迅速平定齐地，实力可与楚汉鼎足而立，三分天下，在楚汉之争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用项羽的使者武涉的话说：韩信“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平定齐地后，“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復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这是楚汉相争中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假如没有张良、陈平的提醒，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应对失误，刘邦拒绝韩信“愿为假王”的请求，韩信倒向项羽，那么，重新建立起来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只会是楚，不会是汉。
虽说历史不能重演，但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361年七月，陈友谅派悍将张定边攻占安庆。安庆是应天上游的重镇，严重地威胁着应天。八月，朱元璋率舟师溯江而上，亲征陈友谅，先克安庆，继而分兵攻略南康、东流、蕲、黄、广济、饶州，捷报频传。十一月，邓愈进克抚州。十二月，陈友谅龙兴守将胡廷瑞遣子到江州向朱元璋请降，但要求保留原有部属。朱元璋“有难色，基从后蹋胡床。太祖悟，许之。”结果，“江西诸郡皆下”（《明史·刘基列传》）。从此，朱元璋以弱变强。
妥善地应对突变，要凭借有大局观的聪明才智。那些顶级的知识分子都是应对突变的好手。正是有了他们的帮助，刘邦和朱元璋才能面临突变，巧妙应对。
第四，治理地方。在战争中攻城略地相对说是容易的，但是要把攻占的城池地方守住，治理好，让它们变成根据地，为支持战争提供人力和物资的军需是十分重要的。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在治理地方上颇有功劳。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集解》引《汉书音义》曰：“文无害，有文无所枉害也。律有无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无害者如言‘无比’，陈留间语也。”不管“文无害”做何种解释，从中都可以看出萧何是秦末沛县的文职官吏，属于知识分子。他追随刘邦起兵，直至汉朝建立，没有立过一点战功。列侯封毕排位次，群臣都以为，“平阳侯曹参身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惟独关内侯鄂千秋认为，“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萧何第一，曹参次之。”刘邦完全赞同鄂千秋的意见，“乃令萧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由此可见，汉王刘邦对于治理地方，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对于知识分子在治理地方，建设根据地方面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
关于知识分子在治理地方，建设根据地方面的作用，朱元璋的认识与刘邦的认识相埒。他知道“躬擐甲胄决胜负于两阵之间，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流宣化、绥辑一方之众，此儒臣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明太祖实录》卷二七）。太平府系朱元璋“军需造作，凡百供给皆多仰仗”的股肱郡之一。他先后任命李习、范常等儒士为知府。李习任知府时已年届古稀，他“精于治务，均平徭役”，使“民受其惠，吏不敢欺”（《皇明开国臣传》卷六《太守李公》）。范常任知府时，因战乱百姓缺乏种子，他调出“官廪谷数千石”，“募民种艺”，“至秋大稔，私庾既实，官廪亦充，民甚安之”（《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安定富足的太平府在朱元璋扫荡群雄、统一天下的战争中起到“率先效力”的作用，所以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特意蠲太平府秋粮予以褒奖。在治理地方，保障军需，支持统一战争方面，李善长事功最著。朱元璋每次出师，必让李善长留守，而李善长“转调兵饷无乏”（《明史·李善长列传》）。特别是朱元璋称吴王后，战线延长，军需倍增。为保障军需供应，李善长“请榷两淮盐，立茶法”，“既复制钱法，开铁冶，定鱼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同上）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大封功臣，将李善长比为汉代萧何，称赞他“给足军食，其功甚大”（《皇明开国臣传》卷二《韩国李公》），列文臣之首。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赞叹：在对待和使用知识分子上，明太祖朱元璋与汉高祖刘邦，何其相似乃尔。正是积极延揽知识分子、知人善任这个相似，帮助他们从一介草民变成称孤道寡、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