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被迫式”送孩子上培训班
家住顺义区的王明(化名)这次也不“淡定”了。
今年，儿子王一飞(化名)恰逢“幼升小”，看着班里绝大多数孩子都报了暑期“幼小衔接班”，原本不打算给孩子报班的他，不得不给儿子报了为期一个月的“衔接班”。
王明告诉现代教育报记者，儿子在一所市级示范园上学，去年升大班时，班上便有十几名孩子离园去上学前班了。犹豫再三后，王明还是决定不让孩子上学前班，想让孩子在幼儿园“玩一年”。
眼看着身边那么多家长给孩子都报班了，王明也开始担心儿子上小学后跟不上。“其他孩子都学过了，一入学什么都会，可我家孩子没学过，那对于孩子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肯定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北京市教委明确规定，小学一年级从零起步教学，并要求老师严格按照课标进度进行教学，任何学校不按照课标进度教学将被严查。然而，王明对此依然表示怀疑：“不少过来的学生和家长都反映，一年级新生头两个月，提前学过的孩子很轻松，而没学过的孩子感觉很吃力。”
“学校老师不按进度教学由哪个教育行政部门来查？可能每所学校、每个班都查吗？可能每节课都去检查吗？”王明说，与其这样担心和焦虑，还不如给孩子报个培训班。据介绍，王一飞的暑期培训班每天从早上8:00上到11:30，下午14:30到17:00，上课内容包括数学20以内加减法应用题，100以内加减运算；语文是汉语拼音；英语是学习新东方“泡泡”少儿英语。
王明坦言，将来也许会证明孩子提前学这些东西没用，但没有一个家长敢拿孩子的未来打赌。
超前授课成校外培训“宝典”
幼小衔接班刚上几次课，就已经讲到了数的大小比较，才上一年级的学生在校外英语辅导班已经开始学习音标。至于初、高中校外培训班则更是以题海战术训练为主，用一位培训老师的话说：“只要能拿高分就行”。
超前学习，只授应试“套路”，只为快速拿高分，即使那些不愿给孩子报班的家长最终也不得不被绑上了培训机构的“战车”。采访中，许多家长向本报记者感叹，“其实是家长的集体自愿，或主动或被动，最终给一些人创造了收入丰厚的就业岗位”。
2012年北京“两会”期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市政协委员就“怒斥”教育培训机构“左右”、“绑架”了教育。她认为，那里的“教师”不必具有教师资格证，只要精通考试的技巧和套路就行，学生去那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怎样快速拿高分。
而在今年5月北京西城区举行的一场专题报告会上，有听众甚至向北京市教委建议，既然知道许多校外培训机构“绑架”了学校教育，家长、学生不愿补课也不得不去补，为什么不能取缔这样的教育培训机构呢？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教育培训机构以文化公司的名义注册成立，并非教育培训学校，但它们却以开展课外辅导业务为主，师资则多是一些没有教师工作经历的大学生，也有一些机构会聘请公办学校的退休教师。同时，80%的教育培训机构对教师没有要求必须持有教师资格证，而教师资格证被视为任职公立学校的基本职业资格。
管理“真空地带”亟待规范监管
教育培训行业随着教育产业化的不断发展而蓬勃兴起，在其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关的行业法规、限制条例等并未适时出台，对相关办学主体没有明确的标准要求。这也直接导致了一些不具备办学资格的主体进入行业。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熙认为，正是由于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牵涉多个审批部门，超行政许可、超职能业务范围审批，所以不少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打起了“擦边球”，许多人干脆以“挂靠”为名开班办学。或者跨区办学，将教学点分散在不同区县办学，以此来逃避管辖权限，给查处工作带来极大麻烦。倘若要究其深层次原因，正是教育培训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各部门管辖职责不明，互相推诿，出现了管理的“真空地带”。
有些培训机构并无正规的办学条件，管理模式比较松散。“为赚取利润，有条件的开培训班，没有条件的也要开培训班，造成各类培训班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唐勇说，更有甚者在网上发个帖子，达到一定的人数后，就找个小区会所或在居民住宅里开设培训班，美其名曰“小班教育”，价格则比一般的培训班要便宜20%左右，一年也能招到数十名甚至上百名学员。
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教学质量可想而知，还有为数不少培训机构存在师资问题。唐勇分析到，由于我国目前的教育法律体系中对教育培训机构师资要求及处罚的规定存在模糊地带，这造成了行业内的师资水平出现较大偏差，个别机构并未建立稳定的专职教师队伍，而是采取临时聘用的形式招聘兼职教师进行授课，从而出现了授课教师不具备教师资格的现象。
据了解，中国政府对教育培训机构实行多头管理的方式，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的管理由教育行政部门、劳动行政部门、民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针对这种多头管理现象，他建议政府应明确教育培训市场的主管部门，只有各司其职，才能改变“多头管理，谁都不管”的局面。同时，要严格规范借教育咨询公司名义打“擦边球”从事教育培训的培训机构。教育、劳动保障、公安、工商、民政等有关部门有责任建立非法办学执法联动机制，依法查处非法办学机构，维护教育培训事业的良好形象。
■专家视点
风险管控民办教育培训机构
“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除了政府监管外，保险公司也会对培训机构进行监控。”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理事、杭州中资教育研究所所长刘绪刚表示，教育培训机构在办学时应购买保险，学生交费后等于同时购买了学费保险，如果培训机构一旦倒闭，保险公司会进行赔付。
刘绪刚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提高营利性教育机构的备用金标准，促成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自律。前些年，工程领域屡屡发生拖欠民工工资的情况，后来各地按工程款的比例提取欠薪保障金，专款专户管理，有效减少了拖欠情况的发生。他认为，教育培训行业可借鉴这一做法，按学费比例提取保证金，专款专户加以监管。
培训机构和企业一样都会遇到经营和来自各个方面的风险。在刘绪刚看来，培训机构承担的社会责任较大，又直接关系到广大受教育者的利益，所以对培训机构的风险管控就必须及时准确，不论是买保险还是保证金专款专户，这些都是对培训机构资金的具体保障。
“当然，制定培训行业守则并形成长效机制也是十分有必要的。”刘绪刚认为，当学生权益受损时，需要有一个行业内部的投诉平台；当一些机构出现不正当行为时，行业协会要通过发布预警等手段将该机构逐出本地乃至中国培训市场；当某一家机构倒闭时，可以在协会内协调资源，让学生顺利转到其他机构继续学习。其次，可以成立培训行业协会，其职能主要是对本行业服务质量、竞争手段、经营作风进行严格监督，维护行业信誉，鼓励公平竞争。
□文／本报记者 曹阳 苏金柱 祝媛莉
